視覺Podcast-回到蘇丹擔任該國主任

穆斯塔法（穆）： 這次回蘇丹是以該國主任的身分前往，不再只是個卑微的義工了。

托拜西（托）： 那是2001年的夏天，一如年年夏天，回到英國跟爸媽相聚。所服務的組織走老派路線，給我一筆資金購買下一趟派駐的必需品，例如我們現在荷蘭家裡的廚具，是當時準備去蘇丹工作購入的。

飛往蘇丹的數天前，正當結束最後一次的採買襯衫衣物的當下，在布里斯托的一家購物中心裏，剎那間萬物變得安靜到詭異的程度，這讓我想起在葉門遇到恐怖攻擊發生時我在地下室的心情，不知道樓上發生了什麼事。人們聚集在電視螢幕前，一架飛機剛剛撞進紐約市的摩天大樓。

穆： 紐約所發生的事件讓布里斯托整個購物商城鴉雀無聲，真讓人驚訝。想想看紐約的購物中心會為了幾年後發生在倫敦的一起地下鐵炸彈攻擊事件而安靜下來嗎？

托： 我想跟規模大小有關，在英國，恐怖攻擊事件稀鬆平常，巴士或垃圾桶有時會被放炸彈，人們對愛爾蘭共和軍襲擊英國的新聞頭條已司空見慣。然而，飛機衝入高樓大廈超乎尋常，那光芒之驚人，感覺就是來扭轉局勢的。

穆： 你已經住過未開發國家，因為大規模暴力事件造成許多難民流離失所。這樣的遭遇如何影響你對九一一的新聞做出反應？

托： 2001年，24小時不間斷的新聞播報據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第一眼看到新聞畫面，令我非常震驚，之後感覺同一則新聞漫長地疲勞轟炸，很容易只在乎這頭條新 聞而沈迷其中。

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在三天後飛往蘇丹，因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獲得重大升遷。想當然耳，國際機場亂成一團，我的轉機航班遭到取消，行李全部遺失。後來行李突然找到了，卻短少了幾樣東西。

至於談到對九一一事件的政治與情感反應，即使過了許多年，我還是會對我美國友人的反應感到困惑。這起發生在紐約的襲擊事件似乎在人們心中植入了「保衛國家，對抗邪惡外敵」的觀念。有一回，我和一位美籍的共同朋友結伴同行，她一聽到我住過哪些地方，便顯露出一種非常反中東的態度，即便她根本沒有和來自那些地區的一般人相處的經驗。九一一事件在美國人心理上造成莫大的恐懼，我想不到還有哪個國家的人會對外面的世界抱持如此深刻的恐懼。

穆： 九一一發生時，我只是個國中生。記得曾看過片段報導，對我來說就跟新聞上每天發生的攻擊報導沒什麼兩樣。日後又長大一點，才知道其中差別的關鍵就是事件所發生的地點，那樣的暴力發生在我出生的地方就沒什麼特別，一旦是在紐約就被人們見證，我了解整個中東的政治與社會歷史都在改變。

我相信你所提到九一一的恐懼，適以在美國給予掌權者執行監視﹑質疑自由還有身份認同政治的藉口。此後，一次在伊拉克的非法戰爭中付上極慘重的代價，這場戰爭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使我感到奇怪，但也在預料之中—為什麼在美國政治討論中，相對於因國際身分認同政治和衍生的暴力事件，其他造成更多美國人死亡原因，卻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我指的是貧乏的健保系統或是持有槍械的暴力問題。我想這會牽扯到追蹤美國政壇的金錢流向與其對公共政治話語權影響等相關話題，在國際政治中，可以肯定地說華盛頓所做出的決定會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

托： 我同意，即美國對國外的決策會影響其他政府的行為方式。美國政府每一個決定都要求歐洲政權必須選邊站，不管保持距離還是站同邊。在所有情況下，都必須表達立場。美國的決策永遠不會是空談。舉一個小例子，在巴基斯坦，如果美國人決定限制人們去海灘，那麼下一個要考慮的問題總是英國是否會跟著規範自己的英國公民。後來，我在敘利亞工作時，如果美國對敘利亞政府採取立場，那麼下一個問題一直是我們會從英國大使館那裡聽到對此發表消息。

穆： 我敢肯定，我們的觀點可以被挑戰，並且通過增加意見的多樣性可以進一步豐富本次對話。如今，美國的權威似乎正受到成長中的大國，即中國的挑戰。隨著新聞敘事的分散和資訊的多樣性，國際政治似乎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令人困惑。除此之外，現今影響人民和選民的行為產生現實後果的大量假新聞已成為混亂的新常態。不管怎樣，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從探索你跨國的遊牧生活中找到啟發。因此，我們不要忘記，儘管國際頭條新聞有多麼混亂不堪，但地球上仍有其人民和他們有血有肉的故事。告訴我你怎麼回到蘇丹的。

托： 9月底，國際航班恢復正常後我降落在喀土穆，住在幾年前曾住過的旅館，某程度上它屬於非政府組織。之後，我搬進了主任的住所，那是一棟美麗的蘇丹老別墅，我想可以稱它為60年代的殖民地別墅。

穆： 和你第一次到蘇丹時，相比那在北部茫茫荒野中的小木屋，是很大的進步。回顧你的職業生涯，一定感覺圓滿吧：重返蘇丹，對照幾十年前初來乍到的自己，天壤之別。

托： 是啦，感覺真的很不一樣。這次我有自己的員工－清潔工班、保安人員們、一位園丁和每天來打掃花園的助手，感覺不可同日而語。

穆： 是不是覺得命運捉弄人呢？你生在一個因為經濟困境只好轉換生活形態的低調家庭，然而你出生在一個不只具備外交和軍事力量，還擁有悠久的歷史積累財富的國家，有機會在幾十年內努力工作後可以在未開發國家享受優渥的物質生活。

托： 是的，我能享有這些便利設施的唯一原因是為組織工作。抵達蘇丹後的一週內，我發現自己必須主持一場當地和外籍上流頂尖社會人士參與的招待會。必須和這麼多重要的有影響力的人士一一握手，正是這樣的社交圈引起了嚴重的文化衝擊。

穆： 在這裡，你見證了這些國際上有權力的玩家，實體和個人在玩遊戲。

托： 到那時我才了解我現在的工作不僅限於職務所敘述的內容，這個職位賦與我的威望使我產生了責任感。憑藉我被授權的權限，可以真正由自己領導的專案做出改變。我在現實生活中所創造的改變可能是非常積極的，而錯誤可能造成實質的損害。

穆： 聽起來像是你職涯發展的新時代。當然，國際上人際角力關係的荒謬事實可見一斑，但是對人們的生活產生真正的影響現在是你可以行使的責任，利用它來實踐自己在文化交流和人類發展方面所相信的價值觀。

托： 絕對是，我覺得有能力去支持那些實際為了改善而創造示範性改造的人。我擬定了發展計劃，一方面支持藝術領域，另一方面支持治理和法治。我的經驗確實鞏固了我對文化交流在國際關係中具重要性的看法：在國際舞台上相互作用的國家表面之下的人類生存層次。

穆： 你使「法治」一詞，意味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你的組織是否根據民主優於其他治理形式的基本假設來執行其活動？

我試圖歸因於未開發國家中有國際影響力的實體的具體行動：那些可能起源於或總部設在自由民主國家的實體，但其作為可能破壞了其營利地點的民主價值觀。

托： 對我來說，「法治」一詞在那時意味著首先要談論人權，卻沒有直接使用「人權」一詞。在那個年代，「人權」一詞在阿拉伯語中具有負面的語言含義，而「法治」意味著一種敬業精神，而這種敬業精神又具有尊重個人的內涵。

穆： 當時你的任務內容是什麼？為什麼你會到蘇丹？

托： 我是這樣看待我的工作－在文化與民族之間建立文化橋樑，在政治上不傾向任何政黨。資金的一部分確實來自中央政府，但老實說比例不多，大部分的錢來自勸募和借貸。我們通過教學和考試籌錢，其餘則來自當地的贊助。

即便小小的預算我們也能追逐崇高的理想，我們的工作成果例如：邀請享譽國際的英格蘭和威爾斯律師協會人權委員會的專家，免費為蘇丹的法官和檢察官進行培訓。提供專業知識的人可以免費住在我的住所，我家裡的員工會照顧他們。

穆： 你認為自己的出任和職位對當地司法部門發展做出了貢獻。

托： 是的。除了在司法系統中進行人權立法方面的培訓外，我們還有一些專案，例如邀請國際檢察官報告該國監獄狀況，目的是為了確保基本人權。

另一個專案是與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合作，為女性囚犯在藝術治療領域創造機會。在我看來，讓囚犯有機會離開監獄的場所，參觀他們的作品由我們組織策畫的展覽，並從中得到認可，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從那次展覽中收藏了一幅由女囚犯所創作的拼貼藝術。

用這麼少的錢和對我們的價值觀的信守，我們所能達到的成就令人驚豔。像我工作過的一個文化組織，在適當營運時可以取得的聯繫和訪問超乎想像的好。能這樣做的原因是我們是非政治的、無威脅的，方便為人們打造對話的平台。

穆： 有時候很難遠離政治，不是嗎？可能難遠離當地的政治人物？

托： 無法預知的政治緊張局勢有時確實不可避免。你好奇的是當地政治對英國組織的強烈敵對，但是我想到的例子實際上卻是相反的。曾有一蘇丹本土女法官通過我們組織的專案，接受了培訓，最終她參加了一個英國電台廣播節目，暢談她的經歷。突然，我們開始受到英國自由主義社會的抱怨和來信，指責我們挺蘇丹的獨裁政權。

穆： 在你身處之地，蘇丹女法官盡她所能做到了，是進步的象徵，更不用說在人權領域了。這並不是說在英國已經實現了女權主義的目標，但是蘇丹法官的存在確實成就了蘇丹人類發展的明顯飛躍。

托： 真的，文化交流為對話創造了空間。遠距離譴責和切斷關係很容易，但是要實現更好的改變需要付出大量的汗水和眼淚。

關於政治這件事，有一段經歷令我深受啟發。我以前從沒想過我的工作會招來強烈反彈，甚至還被指控為支持外國政權。後來我在敘利亞工作時舊事重演，人們指控我們跟敘利亞獨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合作，同時我卻發現到，與我並肩工作的人不為別的，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推廣那份我們共同相信的價值觀。

有一次我感到壓力非比尋常，在一位蘇丹律師面前訴苦，因為工作受到強烈反彈我感到非常沮喪。我們做這些事情究竟是為了什麼？面對蘇丹的獨裁體系好像狗吠火車。他的回應我多年揮之不去，永生難忘。他說，我所提供的平台使他的困境得到了認同。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像您這樣的組織沒有各司其職，那麼我，身為一名蘇丹律師，現在早就被羈押。您讓我遠離牢獄之災。

我會記得那次會面直到進棺材。這肯定了對話空間和大門需要保持開放狀態，至少能為普通善良老百姓提供一個平台。

穆： 國際關係事務永遠不會非黑即白，這等級的人際互動錯綜複雜能為道德困境騰出空間。即使當一群移民決定建立一個以自由民主機制運作的社會時，也必須遵守當地法律。與你合作的社群碰巧發現事實上他們自己生在一個不那麼自由的國家，你身處一個認同他們不應該因其國家或民族血統而被譴責得體無完膚的位置。

你不必因強大的國際實體的運作而廢寢，這些實體的利益來自於人類付出苦難的代價。你唯一的目的是培養跨文化對話和人類發展。當然，你也要為自己的職業發展著想。

托： 有時候我確實發現自己在道德曖昧的環境中會感到不自在，我不知道是否曾在腦中天人交戰。例如，有一次我被指派參加大使所舉行的招待會，以紀念達爾富爾反叛軍領導人與喀土穆中央政府之間的和平談判，當時我不得不與那些手上沾滿鮮血的人握手。

穆： 各種情況下，越有實力的國際實體，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什麼的形式的實體，就越有可能在與它的個人代表展現友好（或僅僅與之互動）時展現道德模棱兩可的態度。我能體會你有時身不由己，但是兩害取其輕，看來你已經盡力在工作上守住誠信。

畢竟這只是個人的故事，你能做的就只有那麼多。或許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單獨改變物質世界或無形社會，這與我前面提到的國際關係的「遊戲」之荒謬聯繫在一起，遊戲規則不像是人類自己設計的，讓數學家去發現或發明一種理論能夠試著解釋人類這樣規模的行為吧，或是神祕主義說不定可以喚醒某些意識或者澄清一些尚無解答的疑問。

換個話題，既然這本書是關於你的個人發展和職涯過程，在蘇丹的私人生活如何？你有和誰約會嗎？

托： 我和一個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的美國人短暫交往，就這樣而已。儘管如此，我的社交生活還是很精采的，真的很好玩！我們遊歷整個國家，見識了壯麗懾人的風景。我還通過交友互動大大地提昇了阿拉伯語溝通能力，為工作和職位提供了更多機會。

穆： 很有趣耶！所以，正如前面提到的，你在不同地點工作間的移動沒有事先告知，但在每兩個派駐之間，基本上不到6個月你就會知道下一個分配到的位置。這意味著有足夠的時間研究並為你遊牧生涯的下一站做準備。

蘇丹之後你去了什麼地方？

托： 我去了敘利亞，2003年到2008年都待在那裏。